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基督教神學

莊祖鯤

      其實在基督教圈子裡，受後現代思潮影響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學方面的。因為任何的思潮都是先由學術圈子裡開始醞釀的，然後才會逐漸影響到社會大眾。所以「後現代」現象固然是這二、三十年才受到注意，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後現代思想已經開始影響了基督教的神學發展。

 

啟蒙運動與自由神學

      當啟蒙運動及理性主義在歐美獨領風騷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也自然深受其影響。首先，產生了所謂的「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學(Deism)，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應該算是始作俑者。他們一方面強調神的存在及道德律是可以用理性來論證的，但是又否定以聖經及教會信條為骨幹的「啟示宗教」。對他們而言，神蹟及預言的應驗既然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都是迷信或無稽之談。在美國開國元勳中，如傑佛遜、富蘭克林等人，大多是自然神論者。

但是也有些人不滿於自然神論者將宗教變成淡而無味的哲學了，於是想另闢蹊徑。被稱為「現代神學之父」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雖然強調宗教體驗，但卻鄙視他認為不合時宜的教條和教義。基本上他否定一切所謂超自然的事物，如神蹟及耶穌的道成肉身等，也否定代禱的功效。後來的自由派神學家，都採用他的觀點及思路。他們共同的特色是：

·        對現代思想的觀點完全認同，並想照著現代知識來重建基督教信仰。

·        強調每個人都有批判和重建傳統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離了傳統信仰的教義。

·        自由神學的重點在於基督信仰的實際和倫理層面，因此後來發展出所謂的「社會福音」。

·        他們藉著聖經批判學的研究，否定聖經是超自然的啟示。

換句話說，自由神學將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完全一筆抹殺了，而只一味強調信仰的「臨在性」(Imminence)。李察˙尼布爾(Richard Niebuhr)也曾一針見血地批評自由神學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沒有義憤的神，在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協助下，將沒有罪的人帶入了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

 

後現代思潮與「新正統神學」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敲響了現代思潮的喪鐘。因此，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樂觀主義、古典自由神學及社會福音，也都一併被掃除殆盡。隨之而起的後現代思潮，則孕育了二十世紀風雲一時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

其實新正統神學，是受到一位沒沒無名的「憂鬱的丹麥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思想的啟發。祈克果反對當時的主流觀點，即理性足以回答關乎生命的宗教問題。他認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藉著不動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獲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點不在於置身事外地、「客觀」地思考宇宙問題，而應主觀地從各人生活的情境中開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便意味著，當理性走到盡頭時，我們願意用「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來冒險。

祈克果這種強調要主觀地從自己生活情境中去體驗宗教，並探索生存意義的態度，使他與德國哲學家尼采被並列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先驅人物。而存在主義，正是後現代思想的潮流之一。只是世俗的（或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將無可避免地走向灰色、悲觀、極端自我中心的虛無主義之死胡同裡去。法國的沙特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個死谷』。然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存在主義，卻成為新正統神學的起點。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不但是「新正統神學之父」，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於德國自由神學的諸位名師之下。但是當他牧會時，發現自由神學對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癢的。加上一九一四年時，幾乎所有他的神學教授都簽名支持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在心靈的徬徨及震撼之下，他開始再思自由神學的謬誤。一九一九年，他出版了《羅馬書註釋》，使他一夜成名，也為十九世紀古典自由神學劃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強調神的超越性，但是他承認是受到祈克果所強調神的「全然不同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觀念的啟發。祈克果認為人的理性必然無法完全理解神，所以神自我啟示的弔詭性真理，必須由人類有限的心思藉著信心的跳躍來擁抱住它。因此巴特強調，神、福音、永恆與救恩等偉大的真理，都是與人的經驗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們必須以順服的態度接受這「從上而來」的神的啟示。

與自由神學家的觀點背道而馳的是，巴特重新肯定聖經是基督教神學的唯一資源。但是他對聖經的觀點，卻引起許多的誤解、爭議與批評。自由神學家認為他退回到傳統的「字句靈感論」去了；基要派則攻擊他否定「聖經無誤論」。事實上，巴特的確是認同高等批判理論的，他也不認為聖經就等於神的話。但他認為，聖經中「包含」神的話，而且聖經在某個事件中對我們「成為」(become)神的話。

巴特與其他的神學家，如卜仁納(Emil Brunner, 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等人，既不完全接受傳統信仰的教義和聖經無誤的觀點，但也不認同自由神學的理性至上論。因此他們折衷的立場被列為「新正統主義」。

到了六○年代以後，許多比新正統派更激進的神學潮流開始興起。雖然這些神學流派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同樣深受後現代思潮及存在主義的影響，強調信仰的「當下」意義。因此他們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強調以主觀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體驗來代替，所以產生了種種所謂「情境化神學」，諸如「黑色神學」(Black Theology)、「女性神學」(Feminist Theology) 、「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等。但是同時，他們又否定啟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絕承認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而肯定多元主義的宗教觀。例如「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就是其中一個模式。

 

福音派神學的奮起

當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風起雲湧時，大部分的主流派神學院都落入這些所謂「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許多保守派的神學家紛紛離開這些主流派神學院，另外組成聖經學校及新的神學院，想與新派的神學院分庭抗禮。但是這些被稱為「基要派」的保守派神學院，無論在人數上或學術水準上，都無法和新派的神學院相提並論。而且可惜的是，這些基要派的神學家們大多數以維護信仰的「純正」為理由，卻採取自我隔離的態度，拒絕參與各種神學思想的對話或討論，以致於在社會主流思想中銷聲匿跡了。

但是到了一九五○年代開始，情勢有很大的轉變。在卡爾˙亨利(Carl Henry)的呼籲及領導下，一批持守傳統信仰的神學家，除了極力維護正統的神學外，也開始積極參與神學的討論，他們被稱為「福音派」，以與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區別。

經過四、五十年來福音派共同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學院已經成長茁壯，不再是吳下阿蒙了。據統計，一九六○年全美國人數最多的十大神學院，除了四間浸信會神學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學院。但是到了一九九○年，十大神學院中只有一、兩間是新派的，其他如三一神學院、富樂神學院、達拉斯神學院及四間浸信會神學院都是福音派的。因此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不但已經在基督教神學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經逐漸佔有主導的優勢。

卡爾˙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啟示、權威》，在書中他深入分析現代神學的弊病，並為福音派神學的方法論建立根基。他強調神的啟示及聖經的權威性，因為聖經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義。這也正是福音派最中心的關注。與新正統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堅持聖經的「靈感論」與「無誤論」，因為聖經的重要性在於「它將神透過話語啟示的真理形成經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學家蘭姆(Bernard Ramm)，不但依靠聖經，也仰賴教會偉大的神學傳統，如教父時期和改教時期的作品。但是他堅持要以開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來進行嚴謹的神學思考及護教。他指出，根據聖經與聖靈內在的見證，信徒應該可能對個人得救充滿屬靈的確信(certitude)。然而對客觀的歷史、事實等聖經啟示的依據，卻無法確知(certainty)，只能相信「可能性極高」。他也認定，合宜的護教學必須依據啟示，也就是根據神在創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會歷史、聖經內容、神在基督裡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顯。

所以後現代主義固然對基督教信仰造成衝擊，但其實它也為神學開啟了新機。因為現代主義的崩潰，使我們確知：人類不可能將地球變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的神，既向我們說話(there and then)，也正與我們同在(here and now)。藉著祂，我們這些信徒是有可能將「地上」變成「如同在天」。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卻帶來了充滿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時期中，神學有機會提出新見解，用新的方式表達基督徒對「既超越又臨在之神」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