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與「回宣」

                               ─ 對「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省思

莊祖鯤 牧師

　

1.從「絲路」到「回宣」

 

    沒有人否認，二十一世紀宣教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向回教徒傳福音。因為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以前被包圍在「鐵幕」內的共產國家，如今已經向外開放了。雖然各國開放的程度不一致，但是基本上大多數國家容許宣教士進入，也容許教會存在。但是許多回教國家，迄今仍然是對基督教封閉的地區。

同時，近幾年來，在中國教會中風起雲湧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再度引起許多人的熱情及激辯。六十年前，曾有一批年輕的弟兄姊妹帶著異象及熱情，披荊斬棘地邁向中國的西北邊疆，期望從那裡有朝一日能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去。雖然由於外在政治局勢的變化，他們從未能踏出國門，福音也未曾傳到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中去。然而他們的血淚未曾白流，因為他們的心志激勵了我們。我們應該承接這薪火相傳的異象，在本世紀內，將福音傳遍回教地區，使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能看見真光。

 

有關回宣的「迷思」

    然而今天「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之所以會引起爭辯，問題不在於這個異象本身，而是有關如何向回教徒宣教(簡稱「回宣」)的策略與步驟。換句話說，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立刻招募一批年輕的弟兄姊妹來學習阿拉伯語，以培養他們做回宣的宣教士？以及我們是否現在就應該差派人到巴基斯坦或中亞地區去宣教？

其實從這些爭辯的問題看來，顯然有許多人對於「回宣」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迷思」(myth)。例如說：

l          其實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懂阿拉伯語，這包括中國的回族及印尼人、馬來人、巴基斯坦人。連維吾爾族及中亞的穆斯林也是說突厥語。

l          大多數的回教徒並不是住在中亞或中東一帶，而是在東南亞（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南亞（包括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這兩個地區的穆斯林加起來，佔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總數的一半左右(參考下表)。

l          如果要將福音由中國傳回耶路撒冷，路線並不一定要經過西域的「絲路」，還有一條海上的「絲路」，也可以到達耶路撒冷。而這條海上絲路，恰恰是經過回教徒最多的東南亞及南亞。

 

世界各國主要穆斯林人口分布

國家名	穆斯林人口	佔該國人口 比例  %	佔世界穆斯林 人口比例  %
巴基斯坦	153,792,000	95.9%	12.7%
印度	133,130,000	12.2%	11.0%
孟加拉	131,156,000	86.0%	10.8%
印尼	121,988,000	54.1%	10.1%
伊朗	72,253,000	95.9%	6.0%
土耳其	69,157,000	97.1%	5.7%
埃及	62,284,000	84.4%	5.1%
奈及內亞	54,605,000	42.1%	4.5%
阿爾及利亞	32,027,000	96.8%	2.6%
摩洛哥	32,012,000	98.4%	2.6%
阿富汗	25,605,000	97.9%	2.1%
伊拉克	25,258,000	96.0%	2.1%
蘇丹	24,920,000	71.4%	2.1%
衣索匹亞	24,296,000	34.2%	2.0%
沙烏地阿拉伯	22,275,000	93.7%	1.8%
葉門	22,243,000	98.9%	1.8%
烏茲別克	20,355,000	76.3%	1.7%
中國	19,629,000	1.5%	1.6%
敘利亞	16,772,000	91.2%	1.4%
坦桑尼亞	11,859,000	30.1%	1.0%
馬來西亞	11,469,000	47.4%	0.9%
俄羅斯	10,662,000	7.6%	0.9%
馬利	10,553,000	80.4%	0.9%
總    計	1,212,376,000	21.1%

 

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

        由於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以及盛唐時代的東西方往來密切，使得經過西域一帶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們多數人耳熟能詳的名詞。但是對於「海上絲路」，可能就不是太多人注意到了。事實上，關於絲路還有許多我們可能不太熟悉的事實：

l          海上絲路通行的時間遠比陸上的絲路長許多。海上絲路從周朝時代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長達兩千五百年之久。當然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只能通往韓、日兩國，後來航海技術發達之後，也開始通往越南、泰國、東南亞各國，甚至中東一帶。陸上的絲路則只有在漢朝初年、盛唐時期，和元朝時期是通暢無阻的，其他的時期整條路則是重重險阻，行不得也。

l          中國的絲綢及瓷器，通過海上絲路所輸送的數量，遠比通過陸上絲路所輸送的大得多。因為船隻比駱駝的載重量大太多了。尤其宋朝以後的中國瓷器，多半由海上運往中東及歐洲。因此，海上絲路又被稱為「絲瓷之路」。

l          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又被阿拉伯人稱為「香料之路」，因為中東、印度及東南亞的胡椒、乳香、末藥、香料，都由此途徑輸入中國。因此許多阿拉伯及波斯商人多半由海上絲路來到中國，並以這些香料來交換中國的絲綢。

l          有許多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甚至定居在中國沿海一帶（如廣州、泉州及杭州），後來他們成為中國部份回民的先祖。據考證，最早的回教清真寺是在泉州，泉州有唐朝初年據說是穆罕默德的弟子的「二聖墓」。所以，雖然中國西北的回族人數眾多，但是他們多半是中亞或西域一帶的回民後裔；沿海一帶的回民，卻有許多是來自海上的阿拉伯及波斯人後裔。

l          海上絲路也對東南亞國家的「伊斯蘭化」發生重大影響。印尼及馬來西亞原來受印度商人的影響，是屬於印度教的勢力範圍。後來阿拉伯商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到了十四、十五世紀才紛紛改信回教。到今天，只有印尼的峇里島還可以看見印度教殘餘的痕跡。當然，中亞一帶所謂「陸上絲路」的國家，也先後成為回教國家。但是論人數或對伊斯蘭教世界的影響力，則東南亞國家比中亞國家大得多。

 

 

 

 

2. 海上絲路與宗教傳播

 

    自張騫開拓西域的「絲綢之路」以後，中國的絲綢就沿著這條絲路大量經過西域，運送到波斯及羅馬帝國。東漢時，這條絲路也發展成重要的交通網路。不但外交使臣來來往往，商旅更是絡繹不絕，而且佛教僧侶也多是由印度及中亞經過絲路進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中原戰亂頻仍，但是基本上陸上絲路仍然是暢通無阻的。

    唐朝初年，是陸上絲路的鼎盛時期。無論是波斯帝國，或是第八世紀新興的大食國（即回教帝國），都與中國有密切的往來。當時在中國經商甚至定居的阿拉伯人及波斯人，達十幾萬人之多。但是唐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卻使陸上絲路中斷了。因為唐朝將駐守在西域的邊防守軍調回長安，吐蕃（即西藏）就趁機佔領了河西隴右，回紇也控制了阿爾泰山一帶。從此唐朝就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權，陸上絲路也就中斷了。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了陸上絲路，成為主要的貿易通路。雖然後來在蒙古帝國時期，陸上絲路又恢復了一段時間，然而海上絲路仍然是中國最主要的東西方交通管道。

 

海上絲路的興衰

    海上絲路比陸上絲路開發的更早，範圍也更廣。從周朝開始，中國絲綢已經由東海運往韓國及日本。漢武帝時期，中國海船就曾由雷州半島出發，帶著黃金和絲綢，經過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錫蘭，到達印度南端。東漢時期，也有東南亞各國的使節經由此海上絲路來中國朝貢。東晉時期的法顯，是第一個從陸上絲路去印度取經，然後由海上絲路返國的高僧。但是直到唐朝以前，由於航海及造船技術的限制，從中國到錫蘭、印度的航行旅程，有時長達數年之久。因此海上絲路還不是十分普遍。

    到唐朝時期。中國航海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不但已經可以經由南海航行到波斯灣，而且航程只需要三個月而已。這條航線把中國和海外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即印尼蘇門答臘）為首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為首的南亞地區；以大食（回教帝國）為首的阿拉伯地區，通過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三個地區也是當時世界上宗教和文化中心，因此絲綢之路也是「宗教文化交流之路」，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循此路徑傳入東南亞和中國。

    唐朝時期與南海各國通商的海港是以廣州為首，而阿拉伯、波斯等商人在廣州的僑居區稱為「蕃坊」。唐朝末年黃巢作亂時（878年），他曾在蕃坊內屠殺了十二萬外國商人。可見當時國際貿易之盛。

    宋朝政府由於受北方金國的侵擾，經濟窘迫，更積極發展海上的對外貿易。在南宋高宗時期，海港貿易稅收佔全國總收入的20%，可見其重要性。這個時期的航海及造船技術更加進步，因此可以航行到葉門和東非的港口。宋朝的絲路主要海港包括泉州（古稱刺桐）、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等，而以泉州為最大港。因此有數以萬計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住在泉州，他們是泉州回族的起源。

    元朝時期的南海絲綢貿易比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這時陸上絲路又開始通暢了，但是海上絲路的絲綢和瓷器運送量仍遠超過陸上，因為這時最大的船可以運送一千名水手及士兵。這時泉州的樞紐地位達到最高峰，馬可波羅曾到此訪問，他稱之為世界第一大港。

        明朝初年，明成祖派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1405-33年），這是海上絲路的最高潮。由於2005年是鄭和下西洋的六百週年，因此有關他的傳奇更是蜚聲國際。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是雲南的阿拉伯裔回族，據稱是元朝名臣賽典赤˙瞻思丁的後代，甚至有人說他的三十七世祖就是穆罕默德。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曾到麥加朝聖，而鄭和本人也精通阿拉伯語。鄭和十二歲時因父親病故而致家道中落，元朝末年內亂時，他乃被人強制閹割，後來才成為明朝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的家奴，做了宦官。永樂二年，他被賜姓鄭，從此改名為鄭和，史稱「三保太監」或「三寶太監」。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揭開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傳奇歷史。當時明朝以南海為界，往東稱為「東洋」，包括朝鮮、日本及菲律賓。往西則稱「西洋」。鄭和的艦隊極為龐大，大的「寶船」長四百呎，寬一百七十呎，排水量達三千多噸，可載一、兩千人。這寶船比一百年後麥哲倫的旗艦還大十倍。寶船中載有絲綢、瓷器、金銀等禮品。艦隊中這種寶船多達六十二艘，另外還有戰船、錙重船、運兵船等，總計大小船隻多達兩、三百艘，人員多達將近三萬人。

    為了宣揚國威，鄭和所到之處，都贈送各國王室鉅額的禮物贈品。這些國家雖然也回贈各國本土的奇珍異寶，但是無論數量與價值，都無法與所得之餽贈相提並論。因此鄭和的「宣慰之旅」，所耗費的國庫財力是無法估計的。這是後來明朝終止了類似的遠洋之旅的主要原因。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終點，都是印度南端的古里（即加爾各答）。中間曾經過越南的占城、爪哇、蘇門答臘的巨港、亞齊、滿剌加（即馬來西亞的馬六甲）、錫蘭等地。第四次下西洋則延伸到波斯灣的忽魯漠斯（即伊朗的阿巴斯港）。第五次到第七次下西洋，甚至到達東非的索馬利亞、及肯亞。其中第七次，鄭和還特地由葉門的阿丹港，經由紅海灣上溯至麥加朝聖，完成他做為一個回教徒的重要心願。最後鄭和死於返航的途中。

    鄭和下西洋象徵著「海上絲路」的顛峰時期，顯示那時中國的航海技術及知識，是稱霸天下的。然而明朝中葉開始，中國反而採取「海禁」的政策，加上後來明末的日本「倭寇」侵襲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更造成「海上絲路」的一蹶不振。然後從十六世紀開始，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海上新霸權興起，從此「海上絲路」就成為歷史名詞了。

 

海上絲路與宗教的傳播

    由於海上絲路的通暢，往來商旅絡繹不絕。不但阿拉伯、波斯商旅定居於東南亞及中國的為數不少，中國僑民也也同時散居於東南亞各國。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相互影響是很自然的。

    例如越南北部，由於長期受中國的影響，當地居民的宗教以中國民間信仰為主。另外，十三世紀以前，印度、錫蘭掌控東南亞一帶的海上貿易數百年之久，因此印度教及錫蘭的小乘佛教的影響很深遠。迄今，緬甸、泰國及南越，都是以小乘佛教為主。印度教的影響力，則由於受到回教的排擠，日漸衰弱，目前止剩下峇里島及爪哇島南邊的部分地區而已。

    最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擴張。由於伊斯蘭教並沒有所謂的「宣教師」，因此回教的傳播主要是藉著信奉伊斯蘭教的商旅，以「隨走隨傳」的方式，逐漸傳播出去的。起先他們只是在他們的寄居地設立清真寺，做為自己禮拜的場所。因此在東南亞，最初的伊斯蘭教徒都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後裔。但是東南亞國家何時變成「伊斯蘭化」的呢？根據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應該是在十五世紀，也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時代。

    伊斯蘭教何時傳入東南亞？史學家沒有定論。但是迄今為止，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十世紀前，有穆斯林定居在東南亞。但是從十三世紀開始，穆斯林商人大量由海路而來，他們逐漸取代了印度商旅，控制了東南亞水域。為了擴大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不但在蘇門答臘定居下來，與當地人通婚。同時他們也採取了軟硬兼施、政教合一的策略。到了十三世紀末，蘇門答臘的亞齊建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教的巴賽王國。後來許多伊斯蘭教的蘇丹國也紛紛在蘇門答臘及爪哇各地建立了。後來伊斯蘭教的勢力，就由此向菲律賓南部的蘇祿、棉蘭老島（即民答那峨）及馬來半島擴張。

 

東南亞各國主要宗教傳播與分佈(公元1500年)

     十五世紀初馬六甲王朝開始興起。為了與佛教的暹羅王國抗衡，開國君王乃與巴賽王國的穆斯林公主聯姻。馬六甲控制了馬六甲海峽，位置極為重要，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在此停靠。有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是鄭和在1414年促使馬六甲王皈依伊斯蘭教的。持平而論，雖然鄭和未必是導致東南亞各國「伊斯蘭化」的主導者，但是以他如日中天的威望及穆斯林的身分，必然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鄭和成為東南亞國家「伊斯蘭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推手」。後來馬六甲王國擴張版圖，控制了大部分的馬來半島，成為十五世紀東南亞最強大的伊斯蘭教國家，在當時甚至被稱為「小麥加」。十六世紀後，馬六甲王國雖然被葡萄牙人所擊敗，但是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化」卻已經成為無可挽回的事實了。

 

東南亞國家「伊斯蘭化」的省思

    由海上絲路沿途的各國逐一「伊斯蘭化」的歷史來看，有幾點是值得我們仔細思想的：

    第一，東南亞各國的「伊斯蘭化」是在回教傳入之後約六、七百年才逐漸達成的，這與佛教在中國，及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時程是類似的。不僅如此，穆斯林商人曾經巧妙地以聯姻為手段，並以經濟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威迫利誘，來促使東南亞各國逐漸「伊斯蘭化」。這與基督教早期的宣教策略也有相似之處。

    第二，十六世紀之後，西方列強雖然逐漸掌控了東南亞地區，但是在傳揚基督福音的事工上，除了菲律賓之外，在其他地區顯然為時已晚，加上策略不當，因此力有未逮，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畢竟在東南亞地區，基督教的種子還是已經撒下了，教會也已經建立了三、四百年之久。現今的挑戰，乃是如何從這些福音基地，能突破種族的藩籬，將福音進一步地在回教徒中間廣傳？

        第三，海上絲路不但吸引數十萬的阿拉伯商人定居在東南亞和中國，也同時先後吸引數百萬的中國商人來到東南亞經商甚至定居。有些定居在東南亞數百年的華人，不但在血統上已經和當地人融合，形成所謂的「土生華人」(Peranakan)，他們在語言、文化和宗教上，也產生了許多變化，其中有一些人已經成為基督徒。另外一些陸續在近百年來才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則仍保有較多的中國方言及文化。由於東南亞華僑大多能操當地語文，又對當地習俗、宗教有深入的了解，都使他們成為最佳的傳福音媒介。正如出生於大數城(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保羅，與出生於居比路(即塞浦路斯)的巴拿巴，都成了「外邦的使徒」一樣。所以我們華人教會必須善用我們的這些人才資源，作為華人向回教徒宣教的踏腳石。

 

3. 東南亞華僑的宗教信仰

  

        今天的海外華人有三千五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定居在東南亞各國，而單單在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伊斯蘭教國家的華人就多達一千六百萬。他們是何時定居在那裡的？他們的宗教信仰認同為何？他們與當地人的文化融合情況如何？這些都是我們華人教會在推動「回宣」之前需要了解的。

 

絲路與華人移民潮

        由於陸上及海上絲路的開拓，華人為了經商，定居於外地的情形逐漸普遍，就逐漸形成今日的「華僑」。但是深入研究華人的移民潮時發現，大部份的華僑並不一定是為了經商而去的，反而是在明、清兩朝，由於戰亂或經濟誘因而遷移去的更多。雖然如此，絲路的開拓，還是為華人移民提供了一條便捷而且熟悉的途徑。海外華人移民潮可以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      宋、元時期

雖然海上及陸上絲路早在唐朝時期以前就已經開通，但是華人定居於海外的情形並不普遍。目前所發現的少數證據包括在汶萊首都的回教墓地中，發現了一塊宋朝景炎甲子年(1267年)蒲宗閔的墓碑。蒲宗閔是泉州阿拉伯裔的望族，他也是後來宋、元之際名人蒲壽庚的先祖。他在宋朝淳祐年間奉派出使渤泥國(即汶萊)，後死於任所。但是由於蒲宗閔是宋朝的外交官，而且東南亞並沒有發現宋元時期的華人墳地。因此，沒有證據顯示在這個時期有大量華人定居於東南亞。

另外由於宋朝覆滅時，蒙古人進攻雲南的大理國，並將之納為行省。因此戰亂中許多雲南一帶的少數民族為逃避蒙古人而湧入中南半島，甚至有些人輾轉遷移至婆羅洲，他們就是今日達雅克人(Dayak)的祖先。所以這些達雅克人也算是廣義的「中國人」後代！這些達雅克人原來沒有文明，甚至有食人及獵頭的惡習，但是後來在荷蘭殖民政府及宣教士的宣導下，許多達雅克人信了基督教，甚至有些已經成為印尼都市中的精英份子。1959年印尼的達雅克人的教會與北婆羅洲的華人教會合併，組成了「婆羅洲福音教會」(SIB)。

2.      明朝初期

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的時期，隨同艦隊前往的人數多達兩萬多人，而且前後七次，長達將近三十年。因此有些人留在一些港口，作後勤補給的工作。以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為例，當地的土生華人稱為「峇峇娘惹」，據稱就是鄭和當年留下的中國人，與當地馬來女子通婚的後代。另外一種當地傳說是，1460年代，明朝一位漢麗寶「公主」嫁給了馬六甲國王。當時她帶去了六百位侍從及官員，這些人就成為「峇峇娘惹」的先祖，而他們所住的地方就稱為「三保山」。當然據考證這位「公主」可能只是明朝一位官員的女兒，但是當時有不少中國人定居在馬六甲是可能的事實。

另外當鄭和下西洋到達印尼爪哇時，當地已有廣東及福建漳泉來的華人，而且很多是伊斯蘭教徒。印尼前總統瓦悉德的先祖陳金德就是泉州的回族，也是伊斯蘭教的長老，他於1417年隨鄭和前往印尼，後來就定居於泗水。迄今瓦悉德仍會說一些閩南話。可見明朝初年，已經有中國人定居在印尼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一帶。

3.      明、清之際

明朝晚期，許多東南沿海的華人旅居異國，尤其是離福建最近的菲律賓。依據泉州僑鄉的兩百多份族譜顯示，明朝旅居南洋的泉州人，有四分之三集中在菲律賓。但是資料顯示1572年馬尼拉的華僑不過只有150人，1592年卻快速增加到六、七千人。這是因為西班牙人在1571年佔領了菲律賓呂宋島後，便大力招募中國人前往所致。到了明末、清初的時期，由於戰亂加上漢人不願被滿清人統治，有更多的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移居東南亞，其中以福建泉州和漳州人最多。除了一些隨鄭成功去了台灣之外，也有許多人去了菲律賓。

另外根據荷蘭人的紀錄，當荷蘭人佔領印尼的初期(即明朝末年)，在巴達維亞(即雅加達)的華人在1619年只有400人，到了1689年就增加到1241人。而當1641年荷蘭人取代葡萄牙人統治馬六甲時，當地也有三、四百華僑居住在那裡。由於殖民地政府(包括荷、西、英各國)都鼓勵華人前往經商甚至定居，因此東南亞華僑人數逐漸增多。

4.      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由於一連串的戰爭(包括回亂、太平天國等)，華人移居海外達到另一波高峰，這也是今日海外華僑的最主要來源。例如發生在1862-77年的西北回民暴動，及1856-72年的雲南回民暴動，清廷屠殺了近千萬回民，因此有一部份雲南回民逃至緬甸和泰國。今天泰國北部清邁的兩萬多回民和緬甸的五萬多回民(主要在泰緬邊界的大其力)，都是一百多年前這些雲南回民的後裔。另外還有七千名陜甘回民則越過天山，逃往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哈薩克，他們就是蘇聯境內「東干人」的祖先。目前有十二萬左右的「東干人」住在這三個國家，有的已經被同化了，有些仍還講陜西或甘肅的方言。這也是陸上絲路上我們唯一所知的華人族群。

太平天國的戰亂，也使許多華人遠走他鄉。其中廣東台山一帶的人前往北美、古巴、祕魯等國，福建及廣東一帶的人則前往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88年香港崇真會傳道人李祥光，曾招募了數百位客家信徒到東馬的沙巴拓荒。另外福建閔清縣人黃乃裳應英國人之邀，招募了1118位福州附近的衛理會信徒連同家眷，前往砂勞越(Sarawak)的詩巫開拓。因此迄今沙巴及砂勞越兩地的華人中基督徒比例很高，就是這種「福音移民」的結果。

目前東南亞的華僑計有印尼800萬，泰國600萬，馬來西亞542萬，新加坡307萬，菲律賓100萬，共達兩千多萬，其中可能九成以上都是過去一百年的新移民後代。

 

「峇峇娘惹」─東南亞土生華人的文化認同

在馬六甲的早期華人，在與當地婦女通婚後，他們的後裔男的被稱為「峇峇」(音baba)，女的叫「娘惹」(nyonya)。「娘惹」是馬來話的「夫人」之意。這些馬來亞的「峇峇娘惹」，英國人稱他們為「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他們主要集中在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一帶。印尼人則稱這些混血兒為「土生華人」(peranakan)。這些「峇峇娘惹」大多數不會說漢語，但是會講一種混合福建閩南方言和馬來話的語言。他們仍保有大部份華人的文化、宗教及習俗，他們的烹飪技術，卻融合了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特色，成為東南亞獨具一格的餐飲。宗教信仰方面，他們大多數不信伊斯蘭教，反而有一部份已經是基督徒。

馬來西亞的「峇峇娘惹」在英國殖民地時代，曾經是殖民政府「以華制夷」策略下的統治階級。他們成為菁英份子，享有許多特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是「峇峇娘惹」的後代，晚清的著名文人辜鴻銘也是檳城出生的「峇峇」。但是二次大戰後，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峇峇」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因此身分的認同成為他們的一個新的危機。

目前在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就有許多這一類的「土生華人」並未完全列入「華僑」的統計數字內，事實上他們的數目恐怕也很難估算。菲律賓人稱那些華人和菲律賓土著的混血兒為「密斯蒂佐」(Chinese Mestizo)。在1850年時，在菲律賓四百萬人口中，混血兒就有二十四萬之多。尤其在北部呂宋島的六省人口中，混血兒幾乎佔三分之一以上。例如被稱為「菲律賓國父」的扶西‧黎剎(Jose Rizal)就是中國人的後代。他的高祖父柯儀南(菲人稱他為「柯南哥」)是在清康熙元年(1662年)由晉江移民至菲律賓的。黎剎1861年出生，年輕時得到全菲文藝比賽首獎，後來留學歐洲。1892年返菲，開始領導與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抗爭，1896年英勇殉難。他殉難前所寫的《我的訣別》是膾炙人口的作品。除了黎剎之外，還有許多菲律賓的上層社會人士有中國血統，其中包括前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

至於像瓦悉德那樣的「土生華人」，在印尼更可能數以百萬計。加上自從1967年蘇哈托執政以後，全面禁止華文書刊及華文教育，因此目前印尼華人有95%不會講華語。所以印尼華僑的「本地化」程度，是東南亞國家中最高的。

在文化上，這些「土生華人」卻似乎像「撒馬利亞人」一樣，被「邊緣化」了。但是從宣教的角度來說，這些「土生華人」卻是極佳的「福音橋樑」人物。因為他們對當地人的語言及文化的掌握，比傳統的華僑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如何結合華人教會與這些「土生華人」教會的力量來推動宣教，是本世紀華人教會的重要使命。

 

東南亞華僑的宗教信仰狀況

既然有超過一千萬的華僑，住在伊斯蘭教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傾向為何？他們是否逐漸被「伊斯蘭化」了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下表可以看出來，華僑信伊斯蘭教的不多。學者曾指出，以馬來西亞為例，除了少數中國回族之外，大多數華人伊斯蘭教徒都是為了和馬來人通婚而皈依伊斯蘭教的。這些被馬來人稱為「新進弟兄」(Saudara Baru)的華人皈依者，往往成為「邊緣化」的社群，因為他們既被華人族群所排斥，又被馬來族群懷疑他們改信的動機。這對他們的皈依造成阻力，因此華人一般來說很難信奉伊斯蘭教。

 

東南亞華僑信仰狀況

國家	華僑人數	回教徒人數[1]	比例	基督徒人數[2]	比例
印尼	800萬	20萬	2.5%	10萬(?)	1.25%
馬來西亞	542 萬	5.7萬	1.0%	13.6萬(?)	2.52%
文萊	5萬	3000	6.0%	440	0.90%
泰國	600萬	2萬	0.3%	9,150	0.15%
緬甸	300萬	5萬	1.7%	1萬	0.33%
菲律賓	100萬	?	-	1.8萬	1.80%
新加坡	307萬	2萬	0.7%	51.6萬	16.8%

 

相反地，馬來西亞最近十年來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大增，而信仰中國傳統宗教的人數銳減。馬來西亞馬華宗教局主任在2004年年底的報告指出，中國傳統宗教已經很難吸引馬華年輕的一代。依據他的說法，馬來西亞華人中有10%自稱信仰基督教。這個數字比上表中溫以諾博士提供的數目大四倍，可能溫博士是依據教會出席人數的統計，而馬華宗教局的數字則來自於問卷調查。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信主人數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

印尼華人教會的情況更不容易精確說明。依據華福印尼區委會1986年的統計，華語教會的會友大約十萬人，但是在講印尼語的華人中，則有八十多萬基督徒。因此，溫博士估計印尼華人基督徒有十萬，顯然只考慮講華語的信徒而已，實際上總數可能將近一百萬。因此正如馬來西亞一樣，印尼華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數是遠多過於信伊斯蘭教的。

由於印尼華人的本地化程度，比馬來西亞為高，年輕的一代都是講印尼話。因此，印尼華人教會在向馬來裔的穆斯林宣教有特殊的優勢。當然印尼的種族及宗教衝突很嚴重，是宣教的一大阻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印尼雖自稱有87.5%是伊斯蘭教徒，但是其實有22%是信仰混雜式的宗教(或稱「民間伊斯蘭教」)的。因此，信仰純正伊斯蘭教的人只有54.1%[3]。所以這五千多萬的民間伊斯蘭教徒，應該是印尼宣教的首要對象。

 

4. 絲路與中國回族

　

有關中國回族的起源，以及「回族」的定義，在一般民眾及學者間，都還有一些爭議。例如民間常稱伊斯蘭教徒為「回回」，有些人認為「回回」是唐朝時期泛指西域人士的「回鶻(音古)」或「回紇(音和)」的音轉。可是雖然宋元時期「回回」一詞開始通用，卻與「畏兀兒」(即回鶻)有所區分。到了明朝及清朝，又將漢化較深、通漢語的回回稱為「漢回」或「熟回」，而將維吾爾人及其他信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稱為「纏回」或「生回」。

因此今天所謂的「中國回族」，就是指這些漢化較深的「漢回」。而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卻不列為「回族」。

 

回族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的回族人口依據公元2000年的統計，有九百八十多萬人，他們其實有不同的來源。因為在不同的時期，阿拉伯人、波斯人或中亞人，都曾大量湧入中國，然後經由通婚、文化融合及遷移，才逐漸形成今日的回族。

伊斯蘭教是唐朝初年才創立的，而唐朝初期，陸上及海上絲路都極為通暢，因此外國商旅來往甚至定居中國的人數很多。但是雖然長安是唐朝首都，也是陸上絲路的起點，然而據考證，唐朝時期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沿海的城市如廣州、泉州的，可能多過於住在長安的。

例如據稱穆罕默德的幾位弟子，在唐朝初年就來到中國，其中號稱「三賢」與「四賢」的墓還在泉州。他們是由海路來到中國的，而不可能是由陸上絲路先到長安，再千里迢迢去到泉州或廣州。唐肅宗時(760)，田神功討伐劉展的叛變時，在揚州殺了數千大食、波斯人。黃巢作亂攻破廣州時(878年)，住在「蕃坊」內被殺的外國商人(包括伊斯蘭教徒及景教徒)就高達十二萬之多。

然而，唐朝時期還有一些穆斯林不是因為經商，也從西域進入中國。例如在安祿山作亂時，唐朝向大食國(即回教帝國)求援，大食國於757年派了數萬精兵參加平亂。後來這些將士就定居在唐朝的皇家御馬場沙苑(今天的陜西大荔縣)，成為沙苑回民的祖先。這些大食國的將士可能是屬於中亞的少數民族。

宋朝時期，由於陸上絲路中斷，只能依賴海上絲路。因此沿海港口極為繁榮，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寧波)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比唐代還多。有些穆斯林已經定居中國數代，因此被稱為「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他們甚至有在朝為官的。

到了元朝時期，中亞穆斯林更大量進入中國。一方面，蒙古帝國曾將中亞各國的數十萬穆斯林戰俘遷居中國華北一帶。其次，他們也將收編的中亞地區軍人、工匠組織成「探馬赤軍」，分散到全國各地「屯駐牧養」。因此今天中國的回族村屯，多以「營」或「寨」為地名。再加上蒙古人比較信賴回回人(當時又稱「色目人」)，因此回回人經常被派任為全國各地官員，他們往往攜家帶眷前往赴任，然後定居下來。基於上述種種原因，自然就形成「元時回回遍天下」的現象，而且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所以今天中國的回族，大多數是這些中亞人士的後裔。然而後來這些中亞穆斯林又與定居在中國本土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以及漢人通婚，因此，其實中國回族並不是一個單一血源的民族。

 

中國回族的現況

        中國回族的分布極廣，但以西北寧夏、甘肅、青海最多，約有四百萬人。依據1990年的普查結果，西北地區十個穆斯林民族(含回族)人口，約佔這一個地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在清朝中葉，甘肅原有「回七漢三」的說法。後來由於清末到民國初年一連串的天災及戰亂，才使西北地區回民人口大減。

目前回族面對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教育水平低落，例如回民的文盲比例寧夏回族為59.7%，青海回族為66.5%，甘肅回族則為69.9%。直到1990年代，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小學兒童入學率仍只有75%。至於每萬人口中的大學生人數，寧夏回族有27人，青海回族為15人，甘肅回族則為21人。這都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且1986年的調查，甘肅全省錄取的501位伊斯蘭民族大學生中，達到錄取分數線的只有9%，其他都是破格錄取的。回族教育水平普遍低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偏重清真寺的經堂教育，而不重視學校教育，因為他們認為讀了「漢書」就會被同化。

另外一個問題是，經過五十多年來無神論的教育及壓制，回族的宗教信仰有退化、鬆動的跡象。例如甘肅臨夏地區，一向是西北伊斯蘭教的教育中心。1950年代，當地就有944座清真寺，但是到70年代減到只剩107座，最近才增加到1800座的水平。

 

泉州回族的變遷

分散在中國的各地回族，由於漢化的程度不一，所以他們的文化、語言及宗教信仰也呈現很大的差異。其中福建泉州的回族，是最特殊的一個回族族群。

宋朝時期，泉州(古代又稱「刺桐」)是中國第一大港，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其地位已經取代了唐朝時期的廣州。因此泉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曾多達十幾萬人。宋朝末年，在泉州的阿拉伯裔蒲壽庚被封為福建和廣東「招撫使」，但是他卻投附元朝，官至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中書左丞，權傾一時。因此蒲氏家族及其他「蕃客」的勢力，在宋元時期，可以說左右了泉州的政局及貿易。

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泉州的情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元朝末年(1357-66)，泉州蕃客之間發生「亦思巴奚」(即「民兵」)之亂，民兵領袖賽甫丁和阿迷里丁佔據泉州為亂，與那兀納和蒲氏家族彼此仇殺。後來由元將陳友定敉平戰亂，但是他同時也將所有的西域色目人也都殺了，使得泉州十室九空，大部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紛紛離去。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一方面廢除了泉州的「市舶司」，又宣告「禁海」，不但海上絲路為之中斷，泉州的繁華景象，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但同時在元朝末年，有阿拉伯裔的商人丁謹(1251-98)由杭州遷移至泉州。後來因為海上絲路已斷，他的曾孫丁善(1343-1420)只得棄商務農，遷居晉江的陳埭(音「代」)。其後裔就是今日泉州的回族，而陳埭也有「萬人丁」的別名，因為幾乎全鎮的人都姓丁。他們取「丁」為姓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阿拉伯文的「丁」(Den)是「宗教」的意思，很多阿拉伯人名字尾音多取「丁」字(如賽甫丁、賓拉丁、阿拉丁)。雖然曾有人將元朝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1211-79)視為陳埭丁氏的先祖，但是經過考證，這是攀龍附鳳的誤傳。

陳埭丁氏家族，由於和中國其他地區回族隔離，歷代皆與漢人通婚，因此到明朝初年，便已逐漸漢化。明嘉靖、萬曆年間的丁衍夏(1518-99)在其《祖教說》中，曾提及過去尚存的少數伊斯蘭教習俗，到他那一代，幾乎已經喪失殆盡。祭祖、設祖宗牌位等中國民間信仰，已經成為陳埭丁氏家族普遍接受的習俗，甚至也吃豬肉。然而正因為丁氏回族漢化很深，他們歷代科舉入仕的人很多，甚至泉州一帶的漢人家族也難與倫比。

今天陳埭鎮人口約兩萬人，大多姓丁。其中信仰佛教、民間宗教者佔絕大多數。但陳埭回族外遷的也不少，包括廣東雷州半島約兩萬人，及台灣一萬多人。我2005年八月前往考察時，發現陳埭只有一個小小的清真寺，信徒僅有二、三十人。但是陳埭的基督教會，卻是晉江縣最大的教堂(見圖)，信徒四、五百人以上。

泉州回族除了陳埭丁氏之外，還有蒲姓(蒲壽庚家族)、金姓(元將金吉的後裔)等，但是比較分散。另外還有惠安縣白崎(或稱白奇)的「九鄉郭」。郭氏家族也是波斯或阿拉伯後裔，這是最近驗血測DNA證實的結果。他們的祖先也是元朝末年由杭州遷移來泉州的，後來才轉移到白崎。比陳埭丁氏家族來說，白崎郭氏漢化的速度慢些，程度來得淺些，但是如今他們當中信伊斯蘭教的人，也是寥寥無幾。

所以泉州回族是中國回族中漢化最徹底，伊斯蘭教色彩最少的一支。也因此，在他們當中傳福音的阻力最小。

 

陳埭壯觀的基督教教堂側門

 

 

陳埭清真寺的中國式大門，背景是清真寺。

　

5. 陸上絲路與中國的穆斯林民族

　

依據2000 年全國人口普查，中國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包括回族)總計超過二千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居住在陸上絲路沿線的中國西北。而且在這條絲綢古道上，與中國接鄰的還有五個穆斯林國家。為何西北地區成為穆斯林聚居之地？其實這與絲綢之路，和蒙古人進佔中國都有密切關係。

中國的回教徒除了操漢語的982萬回族之外，還有另外九個穆斯林民族，包括維吾爾族840萬、哈薩克族125萬、東鄉族51萬、柯爾克孜族16萬、撒拉族10萬、塔吉克族4萬、烏茲別克族1萬2千、保安族1萬6千、塔塔爾族5千人。另外，在蘇聯境內，還有由陜甘流亡而去的「東干族」12萬人。以下我們將簡略地介紹一下這些穆斯林民族的來源與現況。

 

維吾爾族的宗教與文化

維吾爾族在不同的時代曾有韋紇、回紇、回鶻、畏兀兒等不同的譯名，是屬於東突厥族的一部份，現在95%定居在新疆天山南麓，也就是「西域」。

古代的西域一帶曾經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極為活躍的地區，因此早期的維吾爾族大多數是信奉佛教、摩尼教或景教的，伊斯蘭教反而是到十五世紀以後才成為維吾爾族的主要宗教。過去景教從未成為西域任何國家的「國教」，只是在民間流傳。可是第九世紀開始，景教在西域的發展開始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因為一方面845年唐武宗的「滅佛運動」，使中國境內的景教徒被迫轉向西域，而另一方面，伊斯蘭教的崛起也使波斯帝國境內的景教徒逐漸東移至西域。因此宋元時代是西域地區景教的全盛時期，那時景教的傳播中心是高昌國，即今日的吐魯番地區。

但是十四世紀開始，情形開始又有了變化。景教在西域地區逐漸衰落，甚至原有的教區被撤銷。而當時統治新疆地區的蒙古察合台王國大力推行伊斯蘭教，迫使居民改信伊斯蘭教。所以不久天山南麓景教完全消聲匿跡，但是天山北麓的遊牧民族則仍有少數景教徒。甚至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侵占伊犁時，伊犁地區仍有三、四百位景教徒。1980年代，據說有數十位自稱是「古代基督徒後裔」的人，要求政府准許他們自己成立教會，但未獲准。他們或許是這些景教徒的後代。

 

哈薩克族的宗教與文化

哈薩克族的族源主要是漢代的烏孫人，加上突厥、契丹和蒙古人。「哈薩克」的意思是「避難者」或「流浪者」，他們是受到烏茲別克人之壓迫而被迫往東流亡的民族。在俄國侵略中亞後，曾有部份哈薩克人東遷到新疆，1934-39年甚至有少數人再進一步遷移到甘肅。

由於哈薩克人的祖先與蒙古的克烈部、乃蠻部有關，而這兩部的人在蒙古帝國初期，曾經全部是景教徒。因此歷史上哈薩克人曾信仰基督教、佛教和通靈的薩滿教。今天大部份的哈薩克人雖信仰伊斯蘭教，但是薩滿教的影響還是很明顯。例如他們喜歡用巫術治病；遇到火災就會呼喊祖先的名字來驅除災難；新娘未揭紗前要先拜火等。

 

新疆福音傳播狀況

 

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宗教與文化

柯爾克孜族即中亞的吉爾吉斯人，大部份住在新疆，少部份在黑龍江。他們是講突厥語的古老民族。他們主要是遊牧民族，因此雖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卻沒有自己的清真寺，也仍有薩滿教的殘跡，還有一部份則信喇嘛教。

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先民都是元代由中亞來的，他們共同的特徵是都有自己的語言，但是沒有文字，所以都以漢字來彼此書面溝通。東鄉族和保安族的語言都是屬於蒙古語系，因此能夠彼此對話，而與青海的土族也能相通，因為土族和蒙古族都是鮮卑人。

東鄉族人自稱是中亞薩爾塔人(Sart)的後裔。據考證，薩爾塔人即唐朝所謂的沙陀人，歷史上他們與突厥、回紇、大月氏等有血緣關係。「沙陀」是印度梵語的「商人」之意，因為他們善於經商。被成吉思汗所滅的花刺子模就是沙陀人所建的國家，後來投降的沙陀人被編入蒙古軍隊中，在元朝時有一部份就駐防在臨夏的東鄉。因此，東鄉人的祖先，最可能是以中亞的色目人為主，但是也參雜了蒙古人的血統。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之教派及「門宦」創始人，有許多位是東鄉人。

保安族的族源則沒有定論，可能是元朝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色目人，與當地土、藏、蒙古等族長期通婚融合而逐漸形成的民族。撒拉族則住在青海循化，是元代由中亞撒馬爾罕遷來的。他們的語言是屬於突厥語系，和維吾爾族、烏茲別克族的語言較接近，但是加入了漢語及藏語的辭彙。

烏茲別克族及塔塔爾族的語言都是屬於突厥語系，而且他們的文字都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在伊斯蘭教少數民族中，烏茲別克族及塔塔爾族的教育水平較高，知識份子較多。烏茲別克族以經商聞名，常沿著絲路到中國內地。如今烏茲別克人共計約一千七百萬人，但是絕大多數住在烏茲別克共和國及其他中亞國家，只有少數住在中國境內。塔塔爾族則是中國古代的「韃靼人」，是屬於突厥人的一個部落。今天的塔塔爾人大多散居在俄國境內，只有少部份住在新疆。

 

流落在吉爾吉斯草原的東干人

近代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在過去的蘇聯境內，有一批為數達十二萬左右來自中國陜甘的「東干族」。這些東干人約一半住在哈薩克，另一半住在吉爾吉斯，少部份住在烏茲別克。這些東干人乃是清朝末年「回亂」(1862-77年)的「餘民」，他們在白彥虎的領導下，為了逃避左宗棠的追剿，逃入俄國境內。後來又從新疆也陸續遷入一些回民。

當年這殘餘的一萬多回民，是以陜西和甘肅人為主，因此迄今他們所講的東干話，仍保留許多陜西和甘肅的方言，只是他們現在改用斯拉夫文字母來拼音。但是烏茲別克境內的東干人則已經多半被同化了，不再能說東干話了。這些東干人原來以種蔬菜維生，教育相當普及，水平也很高。蘇聯解體後，經濟衰退，他們有些人就開始經商。

 

中亞主要穆斯林族群分布圖

　

6. 華人教會參與「回宣」的展望 

　

既然二十一世紀普世宣教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華人教會當然不應該袖手旁觀。但是值得我們再思的事：我們是否應該依循六十年前「西北靈工團」及「遍傳福音團」由甘肅、新疆往西的宣教路線，定睛在中國西北與中亞？還是我們應該在現今的大環境下，去擬定新的宣教策略與路線？

這幾年在華人教會中引起爭議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最大的問題是給人一種「有勇無謀」、「譁眾取寵」、「誇大不實」的感覺。然而我們還是可以也應該肯定這個異象，只是我們應該從長計議、謀定而後動。以免將來雷聲大雨點小，成為眾人的笑柄(路14:29)，甚至造成國際上的大醜聞。

 

華人信徒參與回宣的「利基」

                海內外華人教會既要共襄盛舉來參與向伊斯蘭教徒的宣教，首先我們要分析：什麼是我們華人基督徒參與「回宣」的「利基」(niche)呢？這「利基」乃是商場上做投資評估常用的術語，意思是「適當的位置」，也就是獨特的機會和優勢。就向穆斯林傳福音而論，華人教會和信徒有何特殊的優勢和機會呢？經過分析，我們可以至少可以舉出下列幾點：

1.      中國沒有西方列強與伊斯蘭教國家衝突的歷史包袱

自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來，西方基督徒與中東一帶的穆斯林已經結怨八百年了。近幾年來，又因著伊拉克戰爭，更是新仇加舊恨，積怨難解。這對於西方宣教士來說，要向穆斯林傳福音，更是困難重重。相對而言，中國基督徒則沒有這些歷史的包袱。

2.      數百萬已經漢化的回民，可以成為我們向伊斯蘭教徒傳福音的起點。

伊斯蘭教國家不但採取政教合一的政策，而且宗教與家庭、社會都是密切連結在一起的。這種滴水不漏的體制，是向穆斯林傳福音極端困難的原因。然而在中國的數百萬回族卻是例外。這些回民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散居在中國各地數百年了，語言和文化上都已經漢化，只有在宗教和少數生活習慣上（如不吃豬肉），還有回民的特色。因此要向這些回民傳福音，困難度不是太大。例如福建泉州的數萬回民中，就有相當多的基督徒。而將來這些回族的基督徒，可能是最好的「回宣」宣教士候選人。

3.      在東南亞一帶，有數百萬寄居百年以上的華僑及華人教會，可以作為宣教基地。

在東南亞一帶，華僑散佈極廣，人數達千萬以上，有些已經寄居在當地長達數百年之久。同時，在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有相當有活力的華人教會。這些教會不但可以成為宣教士的後勤和前進基地，而且可以在其中徵募第二代的華僑子弟為「回宣」的宣教士。因此，如果與當地的華僑教會合作，海內外華人教會應該可以聯手在「回宣」事工上大有可為。

4.      華人吃苦耐勞，適應力極強，容易在宣教地區紮根。

華人的吃苦耐勞是我們的特色。因此有人說：『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在那裡流汗；但是只要有月亮的地方，也有中國人在那裡流淚。』我們如果能把這種為生活操勞的刻苦精神，發揮在為主的宣教事工上，我們當然比西方宣教士更能在那些艱苦的回教地區紮根的。

 

華人教會參與「回宣」的策略芻議

依據前述有關絲路、華僑社會及中國回族的探討，我個人對海內外華人教會將來參與「回宣」的策略，有下列幾點淺見，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商議：

1.        先內而外─先針對「近文化」群體，再針對「異文化」群體的原則

現階段華人教會第一優先的宣教對象，應以中國境內的回族及穆斯林少數民族為主，而非海外的穆斯林國家。因為這兩千萬的中國回族及國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至少與其他華人群體的文化差異較小，語言相同(或相通)、生活習慣相近、政治體系一致。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優勢及無可推卸的責任。

據我所知，新疆地區的教會幾乎都是漢人，維吾爾信徒極少甚至沒有。有些家庭教會雖然熱衷於「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卻似乎對鄰近的回族村落傳福音沒有負擔，這都是亟需改變的。我們需要依據各地區不同的情況，透過各省市的教會同心協力，來擬定不同的宣教策略及對象。

2.    由「個人」到「群體」─針對穆斯林社區的宣教策略

由於中國的穆斯林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再加上伊斯蘭教的信仰與家族、生活的緊密結合，因此常常使人覺得他們有如鐵板一塊，沒有辦法切入。所以對回族村鎮，需要以教育、扶貧等途徑，來先作撒種、鬆土的工作。然而中國近年來由農業社會快速轉型為工業化社會，已經使這個「鐵板」略為鬆動了。因為許多穆斯林青年被迫離鄉背井出外打工或就學，使基督徒有機會接觸他們。

由於傳統西方世界純粹的「個人歸主」方式，在穆斯林族群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須研究如何採用「群體歸主」的模式來宣教。當然首先我們還是必須先從到都市打工或讀書的穆斯林開始，以「各個擊破」的方式做個人的福音工作。等到培育了相當數量的福音「種子」後，再使他們集體以「福音移民」的方式，讓他們在自己的族群中建立教會。換句話說，宣教的目標不只是帶領個人信主，而是要建立健康有繁殖力的教會。

3.    由上而下─針對知識份子的宣教策略

我們不可忽視的乃是針對穆斯林知識份子、菁英份子的福音策略。因為這些中國的伊斯蘭教少數民族雖然都有自己的語言甚至文字，但是他們的知識份子也都能通漢語。這些人是將來伊斯蘭教民族的領導階層，如果能夠透過對話，減低他們對基督教的敵意，甚至爭取到其中一些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將對未來長期的福音事工有莫大的助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專院校及民族學院，這都是培育下一代領導人的溫床。如果學校團契小組，能特別留意那些伊斯蘭教少數民族的學生，從建立友誼開始，或許神能為我們開一些新的福音之門。由於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在血緣上、語言上及地緣上與中亞伊斯蘭教國家有密切關係，因此還可以成為華人教會將來投入中亞宣教的切入點。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吉爾吉斯科學院的「東干族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共有十五人，但是只有四位是博士程度的，其他只是大學程度。所有研究人員中，東干族佔九位，其他有維吾爾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及朝鮮族的，但是沒有人懂漢語。我們應該鼓勵一些陜西、甘肅籍的基督徒，如果又通俄語，就可以積極參與東干族的研究，或許可以開通一條向東干人傳福音的新管道。然後經由東干人，將福音再傳向中亞及中東。

4.    先海後陸─先沿「海上絲路」，再循「路上絲路」的海外宣教路線

由於東南亞地區有華僑社區及華人教會，可以成為宣教的基地，中亞及南亞地區則缺乏這種優勢。因此，沿著「海上絲路」的路線逐步展開海外的「回宣」事工，應該比從新疆沿著「陸上絲路」的路線更可行。同時東南亞一些華人神學院，如菲聖、馬聖、馬浸及印尼的神學院等，因為處在伊斯蘭教的環境中，是很合適的宣教士培訓中心。在那裡可以讓學生有第一手接觸穆斯林的經歷，也可以進行向本地穆斯林宣教的調查及預備工作。各神學院應以本國回教區為首要的宣教對象，例如菲聖神學院針對菲南民答那峨島，馬來西亞及印尼神學院分別針對馬來西亞和印尼群島。長期再考慮向南亞、中東及中亞各國差派宣教士。這才是循序漸進的的做法。東南亞種族複雜，有些種族並不是根深蒂固的死硬派穆斯林，因此可以成為宣教的優先對象。當地華人教會中，若有能操當地語言的信徒，也可以配搭做鬆土的「福音預工」工作。

5.    質重於量─宣教士要採用「精兵政策」而非「人海戰術」

在招募宣教士方面，必須考慮宣教士本身的教育水平、品格及成熟度。宣教歷史的教訓顯明，長遠的來說，宣教士的素質是宣教成敗的關鍵因素。利馬竇在華宣教的成果豐碩就是一個例子。相反的，莫拉維亞宣教士可歌可泣的宣教精神固然是可佩的，然而可惜的是，事實證明他們並沒有留下太多長存的福音果子。這可能與莫拉維亞宣教士本身多半出身於中下階層，因此他們的聖經知識與教育水平偏低不無關係。

所以目前有些中國家庭教會為了響應「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開始培訓大批中學程度的青少年，這種做法並不可取的。我們需要的是靈命成熟(要經得起人生的考驗)、聖經真理熟悉(有相當的神學基礎)、教育水平夠(能學習外語、又有專業能力可以帶職事奉)的宣教士。這樣的人選在農村的家庭教會中並不多。因此宣稱十年內要在家庭教會徵召十萬宣教士的口號，不但是誇大，更是令人感到憂心，我們別讓這些愛主的熱血青年成了「砲灰」。其實我們需要徵召的，乃是教會中的大專知識青年。現在我們需要推動的，乃是類似美國一百年前波瀾壯闊的「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SVM)。

6.    中外合作─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由於向穆斯林宣教是極為艱鉅的工作，我們華人教會不可能單打獨鬥。因此普世華人教會需要同心推動此一宣教運動。我們需要整合我們宣教士培育的資源，集中力量以經費、師資來支持東南亞的華人神學院。我們也應該妥善規劃，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徵召海內外的專業人士、基層人員(餐館業等)，在一些策略性的宣教地區(如中國的新疆、大西北地區及孟加拉、中亞國家等地)基中力量去開拓教會。

不但如此，我們更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宣教機構攜手合作。有些西方國家已經在穆斯林當中事奉近百年了，他們的經驗及所付出的血汗，都值得我們學習。例如在訓練宣教士方面，我們必須借重西方國家有經驗的宣教士，來補我們華人教會的不足。另外韓國教會已經有上千位宣教士投入「回宣」的宣教工場，我們也應該和他們串聯。

所以，普世華人教會也許需要設立一個「策略規劃小組」，開始進行一些資料收集及工場調查(Field Research)的工作。接著可以進一步與各機構、各教區協商，作集思廣益、尋求共識的工夫，最後確立一些具體的行動方案(包括宣教地區、對象、途徑等)。

盼望我海內外華人眾教會，能眾志成城，齊心努力，在向穆斯林宣教的事工上，盡我們華人信徒的本份與力量，使福音早日傳遍天下，迎接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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