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選集
宣教的雙重使命
莊祖鯤
直到今日，「傳福音」與「文化使命」
(包括社會責任)這兩大使命的孰先孰後，依舊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早期信徒（特別是十八世紀的愛德華茲）往往不會將「傳福音」與「文化使命」一分為二，而視為宣教事工不可分割的一體。但是到了十九世紀「自由神學」的興起，就使得教會對這兩者開始截然劃分，並且各走極端。這種偏激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今日，企待釐清。
歷史的角度：西方宣教使命的演變
1.
中古世紀：「文化」與「福音」並重
中古世紀時期(500-1200)西方教會面臨極大的危機，因為那時西羅馬帝國已經覆滅，教會一方面失去了保護傘，另一方面他們所面對的，乃是群雄並起的蠻族。因此在這個期間，修道院同時承擔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及「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例如愛爾蘭及英格蘭的修道士，先後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們在六百年內使歐洲「基督化」。
此外，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各國便越來越依賴教會來提供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襄贊公務，而修道院也逐漸成為教育中心。這些修道院不但設在後方（即教會的根據地)，也遍設在福音戰場的前線。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紀，那些修道院的學校，幾乎主導了整個歐洲的教育界。其中最著名的學校，分別設在法國、德國、義大利、英國、愛爾蘭和蘇格蘭等地。
至於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貢獻也不可忽視。這個時期由於基督教所面對的，是文化水平上相對較低落的蠻族，因此宣教士們往往要承擔「宣教」與「教化」的雙重責任。他們有時得為蠻族創立文字(如哥德文及斯拉夫文)，並且也透過教育的方法，來教化人民、培育人才，進而提昇本土文化。所以許多時候，這些宣教士一面傳播福音，一面傳授拉丁文字與文明。對他們而言，以拉丁文化取代蠻族的文化，似乎是另一項神聖的任務。同時，修道士在印刷術未發明前，抄寫許多的聖經經卷和各種希臘及羅馬的古典著作，也為傳統文化留下了無價之寶。
所以，這個時期的基督教是以「強勢文化」的身份，來提攜、濡化甚至改造本地的文化。因此，今日所謂的「西方文化」，其實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為主体，所創造出來的新文明。
2.
啟蒙運動之後：「文化」與「福音」開始產生歧異
隨著西方國家的發展，以及啟蒙運動帶來的「樂觀主義」及「社會進化」思想，逐漸地產生「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的觀點。當西方國家擁有科技的絕對優勢時，這種「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思想，在那個時代的西方人士，幾乎無人倖免，連宣教士也在內。事實上那時的宣教士，也分不清宗教優越性與文化優越性有何不同。因此，西方各國的人士莫不期望以她們的政治(如民主制度)、經濟(馬克思主義或資本主義)、科技，或宗教，來改造或拯救其他「落後的國家」。
許多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宣教士認為，福音既然能使西方國家富強，同樣的結果應該也能在其他國家重演。他們的確出於愛心，積極地想把這些好東西帶給那些窮乏的國家。然而可惜的是，這些西方宣教士畢竟是那個時代之子，無可避免地也有自己思想的「盲點」。他們不自覺地帶著西方「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缺乏對自己文化深刻的反省，也不懂得欣賞、分辨其他的民族的文化。在福音與文化的關係上，更沒有拿捏適當的分寸，以致於將西方文化與福音之間錯誤地劃了等號。這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早期的宣教士，在傳福音之外，通常也同時從事社會改革的工作。也有一些機構(如「救世軍」)，甚至是專門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於受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及「自由神學」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宣教士對聖經的權威性採取批判的態度，對拯救靈魂的優先性也開始質疑，因此對傳揚福音的熱誠也大為降低。相反的，他們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卻更加篤信不疑，越來越偏重宣教的「文化使命」。深信儘速「西化」，才是幫助這些落後的國家進步的捷徑，因而把重點擺在社會改革上。對他們而言，從事這些社會工作，就等於是傳福音，所以又被稱為「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派」。他們在教育、醫療、社會改革及政治參與上固然貢獻很大，但是卻逐漸失去宣教的熱忱。
「基要派」(後來又稱「福音派」(Evangelicals)則對社會未來的遠景，多半持較悲觀的看法。他們在宣教方面的重點，乃是拯救個人靈魂，但是難免對社會整體的病態顯得有點漠不關心。可是他們宣教的熱忱，卻一直有增無減。
十九世紀末，「社會福音派」與「基要派」的路線之爭，由西方國家延燒至宣教地區，往往彼此水火不容。以中國為例，「福音派」以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為代表，主張傳揚「純正福音」，雖他們也辦學校、建醫院，但卻是附屬在福音工作之下的。「社會福音派」則以廣學會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為代表，主張社會服務、
文字工作與傳福音並重。後期「社會福音派」的宣教士，甚至主張以社會服務來取代傳福音。兩派爭執不下，最後在二十世紀初，終於分道揚鏢，各行其是。這個路線之爭，也出現在中國教會領袖之間。例如基督教青年會的吳耀宗是「社會福音派」的典型代表，而北京的王明道、聚會所的倪柝聲、學聯會的趙君影則是「福音派」的領袖。然而兩派雖然都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各有其貢獻，但是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上，兩派都做得還不夠。
譬如說李提摩太致力於介紹西方的文明、科技到中國，並與上層人士多有往還，對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影響很大。可是中國知識份子卻採取「接納西方文明、撇棄基督教」的兩面手法。而到了1900年之後，廣學會的報紙和書籍，已漸被中國人自辦的商務印書館等所取代；官辦的中、高等學校數目也漸漸遠超過了基督教辦的學校(尤其在1920年代「收回教育權運動」之後)，所以「社會福音派」在中國的影響力大為削弱。相反地，內地會近千名的宣教士在中國各地，則很少和知識份子打交道，因此在文化會通上，貢獻更少。
3.
二次大戰後：逐步再度回歸「文化」與「福音」並重之路
二次大戰後，一方面原先「理性主義」的樂觀心態破滅了，加上自由派的教會和宣教士人數及宣教經費銳減，使「社會福音派」不再成為宣教工場的主流力量。而在拉丁美洲，更激進的「解放神學」出現了，他們幾乎徹底的放棄靈魂得救的想法，而不擇手段地(甚至用暴力)去謀求社會的變革。
相反地，福音派教會戰後卻蓬勃發展，勢力漸增。但是福音派也開始反省過去的宣教策略，逐漸看見自己在「文化宣教」方面的缺失。1966年，在柏林世界福音大會上，葛理翰牧師提出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關連性。因此後來以史托德牧師(John Stott)為首的有些福音派神學家，在1974年的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就提出宣言主張宣教的「雙重任務」(Two
Mandates)，但是仍強調「福音責任」的首要性及根本性。然而既然宣稱「傳福音」是首要的，似乎暗示「文化責任」是次要的。然而在1983年福音派神學家們，在「世界福音團契」(WEF)的諮商會議中，修正了這個立場，對宣教的「雙重任務」就有一個更平衡的處理，最後簽署了「惠頓宣言」(Wheaton Statement)。
1.
馬太5:13-16：「光」與「鹽」
耶穌在馬太福音「登山寶訓」中，緊接著八福之後就提到「天國子民的使命」，也就是成為「世上的光及世上的鹽」。但是具體的來說，什麼是「世上的光」及「世上的鹽」呢？史托德牧師認為，「世上的鹽」強調我們的社會責任，為的是消極地防止社會腐化；而「世上的光」則強調我們的福音責任，為要積極地使福音的「真光」能照在黑暗哩，引導人歸正。
因此基督徒在擔任「世上的光」及「世上的鹽」這兩重角色時，不應該有所偏廢，或有所取捨，而要兼顧兩者不同的功能，因為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同時需要光和鹽。
2.
林前9:19-23：「向什麼人作什麼人」
當保羅提到他為使別人得到福音的好處，他就「向什麼人作什麼樣的人」時，這是個大膽的宣告，也成為往後基督教宣教最重要的指導方針之一。但是這種「調適原則」只限於文化或生活方式嗎？是否也包括其他的層面呢？也就是說，一個宣教士要如何與他宣教的對象「認同」？認同到什麼程度？
十八世紀下半的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福音復興運動」，不但是近代福音派運動的先驅，而且在社會改革上(如協助文盲識字、禁止販奴、獄政改革、改善勞工環境等)，貢獻良多。因為衛斯理在「帳棚佈道」所帶領信主的人，大多數都是農人、礦工及工廠的工人。衛斯理身為牛津大學的高材生，卻在這些目不識丁的下層人士中孜孜營營地事奉。然而他也看出，除非教導他們識字，否則這些人不僅信仰無法紮根，他們的生活也無法改善。所以循道會的會友包爾(Hannah
Ball)發起了「主日學」事工，後來由聖公會的雷克斯(Robert
Raikes)予以發揚光大。這個原本是為失學的勞工及農人所預備的「識字班」，後來卻成為教會中基督教教育最重要的一環。而且英國的主日學運動，帶動整個社會向全民義務教育跨出第一步。
所以約翰衛斯理在實踐保羅「向什麼人作什麼樣的人」的原則時，是以他睿智的眼光及愛心，採取長遠的規劃及切實的行動，來改善英國因「工業革命」而導致的社會問題。
1.
「福音宣教」是收割，「文化宣教」則是鬆土、培土與撒種的工作。
在《預約心靈沃土》一書中，作者唐斯(Tim Downs)曾將「福音宣教」比喻為收割，而「文化宣教」則是鬆土、培土與撒種的工作。換句話說，「文化宣教」是一種福音預工，預備人心來領受福音。唐斯提醒我們，「收割和撒種並不是彼此衝突的傳福音方式，互別苗頭，而是兩種互補的角色，各有各的重點與作法。」但是我們往往急功好利，不先耕耘就期待有好收成，難怪得到令人失望的結果。
例如今天許多教會推動的「短宣」往往偏重福音出擊，個人佈道等活動，而屬於長期耕耘的工作就乏人問津了。正如唐斯所提醒的，「好土」是需要花代價與時間去預備的，而不是天生的。有的土壤需要調整酸鹼度，有的土地要去除地底下的石頭，也有的土壤需要加「人工肥料」。這些都可以做為我們在擬定福音策略時的思考方向。
2.
文化更新及社會改革的成功，仍有賴於社會上有足夠數量與品質的真信徒。
當們談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及「文化宣教」時，福音派(也包括奧古斯丁、加爾文和衛斯理)強調，文化雖是墮落的，卻是可以被轉變的，甚至有可能藉神的能力及恩典被更新。換句話說，文化雖然有污點，但其本質並非罪惡，而歷史正是顯示神在轉化及更新人類及文化的實況。
事實上聖經中以色列的先知們苦心孤詣地呼喚，正是不斷地提醒世人：神不僅關心每個人的得救，也期待文化和社會風氣都得更新。耶穌也提醒門徒們：他們是世上的「光和鹽」，因此他們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有特定的角色需要去扮演。同時祂也暗示，經由他們的影響，這個世界及其上的文化，有可能被轉化。
因此，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每個民族的「文化更新」不是由外界引進的「文化移植」，而是每個民族的人們在他們生活及工作的環境中，透過基督教信仰對他們自己人生的重新整合後，所獲致的一種新詮釋。因為信仰上的轉變往往會導致思想的「轉化」。所以，「文化更新」是目的，「文化轉化」則是過程。
接下來，這種「轉化」也會在社會環境中造成影響。耶穌曾在天國的比喻中(太13:33-35)，以「麵酵」為例來說明其作用。少數的信徒在社會中，好比少許麵酵在麵團中，但是這些麵酵卻能使整個麵團都發起來了。耶穌這比喻的意義， 就是說，每一位信徒都該是「麵酵」，要「催化」整個社會的轉化。
但是基督教所說的「轉化」是漸進的，而非速成的；是潛移默化的，而非立竿見影的。基督教對這個世界所能提供的，不是一套歷久不變的經濟或政治方案，不是一種劃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些「新人類」。他們在信仰上被更新，成為新人，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因此他們對人生有新的透視、新的領悟。透過他們，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經濟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來，更優美的文化也可以被創造出來。
但是文化更新及社會改革的成功與否，常常取決於社會上是否有足夠「數量」與「品質」好的真信徒。而信徒的「量」與「質」問題，卻又有賴於「福音宣教」的事工。從歷史來看，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兩者有鮮明的對比，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獨立戰爭是在美國靈性的「大奮興」之後發生的，又有後續的「福音復興運動」支撐，因此民眾的靈性及道德基礎較穩固，所以民主的改革較能夠循序漸進，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化的現代化國家。但是法國大革命卻在人民靈性極為低落的狀況下發生，以致民主運動功敗垂成。
3.
傳福音是每位信徒的責任；文化使命每個人卻有多重的選擇。
從「大使命」的觀點來看，傳福音、領人作門徒是每位信徒無可推諉的使命；文化使命雖是必須的，做法上卻是有多重選擇性的。也就是說，要執行文化使命可以經由經濟措施、道德教育、社會改革、法律制度種種不同的切入點來進行。
因此，每個基督徒要依據他個人的恩賜、呼召、負擔、工作崗位及背景，來決定他投入的方向及領域。例如台灣地區的數百位基督徒教授及專業人士，在一九九○年成立了「基督徒信望愛社」，他們就是期望藉著基督徒們集體的行動，來對社會產生衝擊和正面的影響。他們推動了許多計畫，都得到社會很好的迴響。其中一個是推動在各大學開一系列的「專業倫理」的課程，其中包括「工業倫理」、「生物醫藥倫理」和「經濟倫理」等課程，由該校的基督徒教授們聯合執教。目前台灣各大學大部分都有類似的課程。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4.
文化宣教是「治標」的；福音宣教才是「治本」的。然而我們必須標本兼治，甚至有時得先治標，然後才治本。
從聖經的真理來看，我們承認文化宣教只是「治標」的手段，而福音宣教才是「治本」的。然而有時我們必須「標本兼治」，甚至有時得先治標，然後才治本。正如為車禍受傷的人進行急救時，止血只是治標的手段，真正治本的得開刀或接骨。但是救護車來的時候，總是先做止血及綁繃帶的工作，因為不如此，病人可能在上手術台以前已經沒救了。
同樣地，我們不要因為文化宣教只是「治標」的，就忽視其重要性。然而今天我們需要避免的錯誤，一個是將「文化宣教」的手段當成目的；另一個錯誤是只注意福音宣教是「目的」，卻從未研究過達到目的的有效途徑為何，以致於總是落到紙上談兵的階段。今天在中國的大環境下，我們必須標本兼治，更重視文化宣教的不可或缺性，才能與福音宣教相輔相成地同心配搭、廣傳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