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選集 - 當代海峽兩岸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態度之異同

莊祖鯤

 前言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及新教)自唐朝開始就來到中國，然而由於唐朝時代(時稱景教)以及後來元朝時代(時稱也里可溫教)的傳教士多為西域人士，且鮮少與中國知識份子有所往還，以致於在中國思想史上，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直到明末清初，從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開始，基督教才真正與中國知識份子有了接觸。可惜好景不長，由於祭祖的問題，羅馬教庭與清朝皇帝起了爭議，最後導致康熙及雍正皇帝全面禁止基督教的傳播。因此基督教與中國那藕斷絲連的關係乃又被迫中止。

    情況到了一八六○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才又有了轉變。在洋槍大炮的威脅下，中國被迫敞開大門，於是奸商、野心家、冒險家以及傳教士同時湧入中國。也因此基督教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目中，一直是背負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洋教」等罪名的。無論基督教過去對中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化過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那些負面的形象，似乎是難以洗刷的。尤其經過五四運動及一九二○年代「非基同盟」對基督教全面的批判，更使得基督教在中國知識份子間無法立足。

    一九四九年之後，基督教在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中都遭遇到相似的阻力。因為雖然雙方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差異，但對基督教的排斥基本上都是延續五四時代的觀點。目前在台灣，雖然基督教未受明顯的打壓，但是基督徒的比例一直無法突破百分之五的極限。相反地，自一九八○年之後，許多中國傳統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和一貫道)在台灣卻有復甦的跡象。然而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自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相反地，卻有所謂的「基督教熱」現象。這種情況在北美的中國學生及訪問學者間，尤為明顯。許多專門向外國留學生介紹基督教的機構不約而同地指出，中國留學生及學者是所有各國學生中對基督教反應最熱切的群体。相對的，台和香港來的學生則反應很冷淡。

    因此，我們想探索的是：經過四十多年的分治，海峽兩岸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在對傳統及外來的文化及宗教的態度上有相當明顯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是否會可能造成他們對基督教信仰截然不同的反應？這是進行此研究的動機。

被訪者背景說明

    本文的資料是來自筆者自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也同時是筆者在美國芝加哥北郊的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Study)博士論文的一部份。這份論文已用英文出版 [1]，本文是其中部份摘要。

    在調察過程中，筆者曾到美國及加拿大各地訪問，並發出一千份問卷，結果收回六百十一份，回收率超過六成。回收的問卷中，有四百二十份是來自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學者，一百六十三份來自台灣，只有二十八份來自香港。因此，本文僅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樣本作比較。

    在四百二十位大陸學生、學者中，55.7%是基督徒，44.3%是非基督徒。這是由於調察的場所多半是教會或是基督教辦的營會活動，因此基督徒比例偏高許多。據一般估計，在北美大陸知識份子中，基督徒的比例應該在5%上下。同時，這些非基督徒的意見，是否能代表其他沒有參加基督教活動之人的見解，也有商榷的餘地。嚴謹地來說，這些問卷中之非基督徒的看法，只能反應出那些對基督教有某種程度興趣的人的態度。

    此外，在中國大陸學生、學者中，31.67%是三十歲以下的，42.4%是三十到四十歲的，16%是四十到六十歲的，六十歲以上的佔10%。在信徒與非信徒兩組中，其年齡分佈沒有明顯的差異。台灣的樣本平均年齡較輕，三十歲以下有54.6%，三十到四十歲的有30%，四十到六十歲佔12.2%。

    以在教育程度方面，大陸知識份子中，40.9%是大學程度，24.9%已有碩士學位，15.8%是博士生，11.7%已取得博士或相等學歷。信徒與非信徒的差異極小。台灣的樣本則博士生較多(21.1%)，大學程度者略少(32.3%)，但是總的來看，碩士程度以上者，大陸與台灣的樣本比例幾乎相同。

    最後，在家庭宗教背景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則有很大的差別(表一)。大陸知識份子中，有43%出生於無神論的家庭，台灣只有3.7%。而出身佛教或民間信仰的家庭者，大陸只有20%，台灣則高達50%。出身於基督教家庭者，在大陸知識份子基督徒中有14.2%，非信徒中則僅有7.5%；但是在台灣的基督徒中有33.8%是來自基督教家庭，非信徒中也只有7.4%。其他則是沒有特定宗教傾向者，大陸有24%，台灣有16%。

                         表一 家庭宗教背景與信仰態度之關係

中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

    自四人幫倒台後，「三信危機」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熱烈討論的問題。因此，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一個問題：『你認為國內有信仰危機嗎？』。統計的結果列在表二。

                     表二 對信仰危機的看法

    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大陸知識份子的答覆是肯定的，尤其是基督徒有88.7%大致上同意或完全同意，非信徒方面比例略低，但也有75.4%。台灣的知識份子則分岐很大，對「信仰危機」的定義也完全不同。基督徒有高達87.4%認為台灣有信仰危機，但是可能他們是指台灣的民眾宗教迷信色彩太濃而言的，和大陸那種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信仰危機並不相同，因此，非基徒中只有48.1%同意有信仰的危機。

    但是當我們問到：『你個人曾經歷過信仰的危機嗎？』這個問題時，在來自大陸的學生、學者中，卻只有31%左右的人承認有相當程度或非常嚴重的信仰危機，另外有29%的人完全沒有這種遭遇。這似乎有點矛盾，但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首先，中國知識份子向來有「先天下之憂」的胸懷，因而在冷眼看世局時，難免比較會有憂心忡忡之感。然而以個人經歷而言，卻未必真的遭遇過重大的信仰危機。其次，那些三十歲以下的知識份子(佔總數的三分之一)，是在文革期間出生的，他們比較沒有機會經歷到信心的打擊。相對的，文革中成長的一代，可能是個人体驗到信仰危機最深刻的一群。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於道德危機的。關於『你認為國內有道德崩潰的危機嗎？』這個問題，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都表示高度的關切(表三)。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台灣的知識份子似乎比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更覺得問題嚴重。台灣的知識份子中，有91.9%的基督徒及76.9%的非基督徒大致上同意或完全同意台灣有道德崩潰之危機。而在大陸的知識份子中，則分別有85.8%的基督徒及61%的非基督徒表示同樣的看法。

         台灣的社會道德，是在蔣經國去世後，隨著「解嚴」(廢除戒嚴法)及「民主」的步伐而逐漸惡化的。在台灣的流行說法是：沒錢的人玩「大家樂」(私人發行的彩卷)，有一點錢的人玩股票，最有錢的人炒地皮。因此，美國新聞界有一度稱台灣為「貪婪之島」，可見問題之嚴重。大陸的道德危機則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更加突顯的。有句大陸流行的順口溜是：「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思考。」可見「向錢看」的風氣在大陸也是極其普遍的。

                          表三 對道德崩潰之危機的看法

    因此，在中國知識份子心中，尋求解決道德危機之道，自然成為迫在眉睫之事。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是否能解決中國的道德危機？」在海外華人中，是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依據筆者的調察，大陸來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有高達83.6%認為基督教是解決中國道德危機之道，但只有25.6%的非基督徒同意此看法。然而這些非基督徒對佛教、儒家或共產主義能解決中國的道德危機更悲觀，佛教和共產主義只有不到2%的人支持，儒家則有5%。表示「不知道答案」或「沒有解決之道」的共達64%。但是台灣來的知識份子，由於受到較多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對儒家的信心較大，共23%的非基督徒認為儒家思想可解決台灣的道德危機。

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的觀點

    基本上，大陸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的印象比台灣來的知識份子更好，有79%的大陸知識份子表示對基督教的印象「相當好」或「非常好」，台灣來的只有61%。而且非基督徒對基督教的印象反而略為更好些。談到接受基督教最大的障礙，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表現出最明顯的差異(表四)，這些差異也顯示出兩岸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在教育方式上的不同。

                                      表四 非信徒難以接受基督教的原因

    對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而言，接受基督教的最大心理障礙乃是認為「科學與信仰有矛盾」，共有63%的人有此看法。然而對台灣的知識份子而言，雖然也同樣接受進化論的教育，但認為科學構成信仰基督教之障礙的，卻只有大陸的一半左右(30%)。

    雙方的差異在於：在台灣，很少有人會以科學來攻擊任何宗教，相反地，多數人認為科學與宗教是河水不犯井水，應該可以和平共存的。然而許多大陸學生及學者到美國的震憾之一，就是發現許多世界聞名的科學大師居然也同時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其實這種宗教與科學之爭，在西方國家雖曾在二十世紀初有極大的紛爭，幾乎到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地步，但目前大体上早已塵埃落定、達成「和平共存」的共識。再加上近代「後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的影響，科學不再被視為「真理」的唯一代表。台灣在教育方面西化較早，程度也較深，因此在這方面或許比較接近近代西方的觀點。相對的，大陸的知識界仍持續著五四時代的觀點，認為科學已否定了宗教。這是雙方分歧所在。

    其次，認為基督教是「洋教」的，台灣來的知識份子有20.3%，大陸卻只有5.9%。實際上，在灌輸「基督教是隨著洋槍大炮進中國的洋教」的觀念方面，中國大陸比台灣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今天在中國，「洋貨就是好貨」的觀念深植人心，以致於並不構成障礙。相對地，台灣一向以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因此對外來的宗教特別排斥，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上比較傾向於兼容並蓄、合一圓融的做法。因此，「殊途同歸」的心態深植人心，對基督教「獨一真神」的觀念，比較難以接受。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有24.8%的台灣知識份子的確有此障礙，但是大陸學人中只有10.9%有同樣困難。這再一次顯示，台灣的知識份子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及影響，比大陸的知識份子深遠得多。

    在基督教最難接受的教義方面，台灣及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有明顯的差異(表五)。對大陸學人而言，比例最高的前三項為：「神創造世界」、「天堂與地獄」和「神的存在」，各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難以接受，這些與「科學與信仰有矛盾」的觀點似乎有關。相對地，對台灣學人而言，前三項則為：「預定論」、「為主而活」和「神蹟」。這似乎顯示台灣的學人比較傾向個人主義。

                                          表五 基督教最難接受的教義

    在基督教在最有吸引力的方面，台灣及大陸學人有一半以上都覺得「基督徒很友善」及「耶穌的人格與教訓」很吸引人(表六)。但是大陸知識份子遠比台灣知識份子更期望「基督教有助於道德重整」(56.7%對37.5%)，而台灣的學人又比大陸學人更看重「基督教可填補心靈的空虛」(52.0%對33.6%)。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表六 基督教最有吸引力的方面

結論

    由上述調查結果看來，台灣知識份子普遍比較執著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宗教。相對地，大陸知識份子比較沒有傳統的包袱，甚至對傳統文化有相當程度的批判，對外來文化及宗教也較為開放。這些差異不但影響他們對基督教的態度，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在宗教上的抉擇。目前在北美大陸知識份子間的「基督教熱」，或許與此也有密切的關聯。